2026年世界盃爭議
在2026年世界盃分組抽籤和賽程分配確定後，一場文化與人權的爭議隨即浮現。埃及足球協會（EgyptianFootballAssociation,EFA）表示，他們已正式致函國際足協（FIFA），要求取消原定於他們其中一場世界盃賽事期間舉行的「性少數群體驕傲之戰」（LGBTQ+PrideMatch）慶祝活動。
這場引發爭議的比賽是G組的埃及對陣伊朗的賽事，定於明年夏天6月26日在主辦城市之一西雅圖的光明體育場（LumenField）舉行。
埃及與伊朗表達強烈反對
西雅圖當地組織委員會將一場世界盃比賽設定為性少數群體「驕傲之戰」的決定，在兩個穆斯林國家，埃及和伊朗，之間引發了強烈的抵制和外交抗議。這場原定於6月26日在光明體育場舉行的G組賽事，因其與兩國深厚的法律、宗教和文化傳統背道而馳，成為了一場人權價值觀與國家主權立場的劇烈衝突。
法律與道德準則的根本性差異
對於埃及和伊朗而言，同性關係在法律上是嚴格禁止的，甚至可能導致嚴重的法律後果。在伊朗，相關罪行最高可判處死刑，體現了國家法律對此類行為的零容忍態度。而在埃及，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禁止同性關係，但當局頻繁地援引「道德」和「放蕩」相關的法律條文，對性少數群體實施逮捕和壓制。因此，當主辦城市西雅圖決定在兩國球隊交鋒時高調慶祝性少數群體時，這在兩國政府看來，無異於在一個極為敏感的議題上進行公開的文化挑釁。
埃及足協的官方抗議與章程爭辯
埃及足球協會（EFA）採取了官方且堅決的立場。他們不僅發布了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更直接致函國際足協秘書長，表達了「絕對拒絕」（inabsoluteterms）在比賽期間進行任何支持性少數群體的活動。埃及足協的核心論點是基於文化和宗教的不可侵犯性，強調這項倡議會與埃及和伊朗兩國人民的「文化、宗教和社會價值觀」發生根本性衝突。
他們巧妙地引用了國際足協自身的章程，即要求尊重文化差異並保持政治和社會中立的原則。埃及足協認為，國際足協應該避免讓其賽事成為宣傳具有「爭議性質」原因的平台。他們指出，雖然國際足協承諾提供一個包容的環境，但這種活動卻可能「激化」兩國球迷的敏感性，損害比賽的團結與和平精神。這種抗議的實質，是要求國際體育組織在面對主辦國的地方價值觀與參賽國的國家法律和宗教信仰時，必須劃清界限，不得干預。
伊朗的間接支持
儘管英國廣播公司（BBC）澄清伊朗尚未正式向國際足協提出上訴，但伊朗方面也透過國內媒體表達了同樣的強烈不滿。伊朗足球聯合會主席邁赫迪塔吉公開表示，德黑蘭和開羅都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並將這項活動形容為「支持某個特定群體的不理性舉動」。這種聲音表明，兩國在抵制西方價值觀輸入，尤其是在涉及宗教和性道德議題上，形成了統一戰線。對他們來說，這不僅是足球問題，更是國家主權在文化領域的維護。
主辦方的立場：西雅圖歡迎所有人
與參賽國的激烈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雅圖當地組委會對「驕傲之戰」的計畫表現出了堅定的承諾。對於西雅圖而言，這場在驕傲週末附近舉行的賽事不僅僅是一個體育活動，更是當地社會對包容、多元化和人權價值的公開展示和慶祝。
將體育盛事融入城市文化
西雅圖驕傲之戰諮詢委員會（PMAC）在整個事件中一直強調，該活動將按原定計畫進行。他們指出，這項活動旨在將體育盛事與西雅圖作為一個自由、進步城市的文化核心融為一體。在他們看來，世界盃提供了一個全球性的平台，可以向全世界傳達西雅圖的核心價值觀，即不論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如何，所有人都應該受到尊重和歡迎。
賽程衝突中的價值觀堅持
值得注意的是，西雅圖將這場涉及埃及和伊朗的比賽指定為「驕傲之戰」，是在分組抽籤前就已經確定的，這使得後續的賽程調動變得極為困難。PMAC成員埃里克沃爾（EricWahl）認為，這兩個對性少數群體法律嚴格的國家被抽中參加這場賽事，從某種角度來看，是一個「積極的巧合」。他明確指出：「性少數群體（LGBTQAI+）的人們遍佈世界各地。西雅圖歡迎所有人做自己。」這番話不僅是對伊朗和埃及提出的抗議的直接回應，也是在向全球性少數群體社群發出邀請，表明在西雅圖的土地上，人權和自由將得到堅定的保障。
與歷史性人權運動的連結
這場驕傲之戰安排在6月26日，緊鄰「石牆暴動」的週年紀念日，更凸顯了活動的歷史和政治意義。這不僅僅是為了慶祝性少數群體社群，也是對全球數十年來爭取平等權利運動的致敬。主辦方的立場明確，他們不認為這是干預他國內政，而是在舉辦地展示其自身的人權承諾，尤其是在體育賽事中，應當為所有參與者和球迷提供一個安全、接納的空間。這種「價值觀輸出」與參賽國家的「文化隔離」需求之間的矛盾，預計將在賽事開始前持續升溫，成為2026年世界盃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
世界盃「驕傲之戰」爭議延伸問答
Q：埃及足協援引國際足協關於「政治和社會中立」的章程作為拒絕理由，國際足協在這種涉及主辦城市核心價值觀與參賽國宗教法律的衝突中，其「中立原則」是否面臨實質性困境？
A：國際足協的「中立原則」在這種情況下確實面臨實質性困境。表面上，中立原則要求賽事不被用作政治或社會宣傳，以維護體育的純粹性。然而，當世界盃在一個以自由和包容為核心價值的主辦城市（如西雅圖）舉行時，「不干預」本身就可能被視為一種「站隊」。如果國際足協屈服於埃及和伊朗的要求取消活動，將被視為對性少數群體人權的退讓，並與其近年來宣稱的「反歧視」立場相悖；但如果堅持讓活動舉行，則又會被參賽國視為違反其自身的「尊重文化」和「中立」承諾。這迫使國際足協必須在全球人權價值觀與國家文化主權之間做出艱難的平衡，其「中立」的模糊地帶已難以維持。
Q：西雅圖當地組委會堅持按計劃舉行「驕傲之戰」，這凸顯了主辦城市在世界盃籌備中的權力邊界為何？國際足協對主辦城市活動的控制權有多大？
A：主辦城市在非賽事運營的核心環節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尤其是在將城市文化與賽事結合的周邊活動方面。西雅圖的「驕傲之戰」是其在地文化慶祝活動的一部分，主辦城市有權利用賽事平台推廣其社會價值觀。國際足協的控制權主要集中在體育場內部和與比賽直接相關的運營事務（如球員裝備、場地廣告等），但對主辦城市在比賽前後及周邊舉辦的文化、旅遊或社會活動的控制力相對較弱。西雅圖組委會的堅持表明，他們認為展示城市對性少數群體的歡迎與接納，是作為主辦方不可妥協的核心義務。
Q：這次西雅圖的「驕傲之戰」爭議與2022年卡達世界盃期間的「OneLove臂章事件」相比，有何本質上的不同？這對球員和球迷有何影響？
A：兩起事件的爭議地點和主體存在本質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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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達事件：爭議發生在限制性法規的國家內部，國際足協當時是與主辦國政府的嚴格法律保持一致，禁止球員在場上表達立場（球員可能被罰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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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事件：爭議發生在鼓勵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國家（美國）內部，活動由當地組委會發起，意在慶祝開放價值。參賽國（埃及、伊朗）是反對者。
對球員的影響：在卡達，球員被「噤聲」；在西雅圖，球員和球迷在體育場內外享有更大的自由表達權。這場爭議的主戰場是體育場外的文化和外交層面，而非球員在場上佩戴何種裝備。對球迷的影響：性少數群體球迷在西雅圖將感受到被歡迎的氛圍，而在卡達則必須遵守當地的「妥協」要求。
Q：考慮到2026年世界盃擴大到三個主辦國，且未來國際賽事可能越來越多地涉及文化衝突，這次的爭議是否會促使國際足協重新審視未來世界盃選址和賽事安排的標準？
A：這次爭議預計將促使國際足協和未來的主辦國在簽訂合同時，更加細化和審慎地考慮**「社會價值觀」和「人權條款」。國際足協在決定未來世界盃舉辦地時，可能會將主辦國對基本人權和反歧視的承諾納入更重要的評估標準。特別是在多國聯合主辦（如2026年）或單獨主辦的選擇中，國際足協必須更明確地界定地方組委會在推廣社會議題方面的權力範圍**，以及當這些議題與參賽國家的核心價值觀衝突時的處理機制。這可能導致未來世界盃的選址標準不僅限於體育設施和經濟效益，還將更明確地包含對國際人權規範的遵守程度。
